自由究竟为何物——虽然看不懂但令人深思的《1984》与《

作为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作，《1984》和《美丽新世界》以不同角度的假想构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极权世界，正如它们的封面设计一样：《1984》描绘的是一个灰色阴森犹如停尸房一般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，而《美丽新世界》则呈现出一派绚烂缤纷纸醉金迷的景象。

反乌托邦不是反对乌托邦，而是乌托邦的反面，它是一种不得人心、令人恐惧的假想社群或社会，是与理想社会相反的，一种极端恶劣的社会最终形态。反乌托邦作品提醒人们注意现实世界中的有关环境、政治、经济、宗教、心理学、道德伦理、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，这些问题如果被人忽略，有可能导致出现反乌托邦的状况。

如果不是在浏览网页时已经得知了它们同为一个主题，光让我自己阅读，我大概很难把二者联系到一起。当然，带着反乌托邦这个概念再进行阅读，便可以看清其不同表达方式下的内核是相同的。

读到结局主人公以死亡结束自己对独立、自由、和所有那些被禁闭的真理的探寻与追求时，给我的冲击和久久不能散去的思索是相同的。

下面就和大家聊聊两本书所传达的那些异曲同工之处，以及它们即使很难读懂但依然广受追捧的魅力。

由于文学作品的夸张手法，书中所描绘的世界乍一看好像光怪陆离得不可思议，但细究其运行原理，会发现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：

比如发达便利的网络对用户隐私的窃取，比起《1984》中那个时刻监视着人们的电幕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；还有当下社会盛行的消费主义与《美丽新世界》中唯消费至上的原则不又是如出一辙吗？

《1984》是作者乔治奥威尔在1948年创作的，距今已经过去70多年，我们应该感到庆幸世界没有变成小说预言的那样（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这些作品恐怕也就不复存在了）。

但在这近百年期间，绝不是完全没有一次演变成那样的可能性的，而是在每一个可能的苗头产生时，都有社会各个阶层、不同分工、不同角色的人们，以各自不同的努力在民主自由坍塌的边缘上力挽狂澜。

就如作家写这样一部小说的使命，便是予以每个时代的人们警醒，警惕那些藏匿在社会变迁之下，不变的陷阱。

美丽新世界描绘的是怎样一个世界呢？

想必大家对中学时那些强睁着灌了铅一样沉的眼皮、 强撑着小鸡啄米般的脑袋伏案学习的深夜还记忆犹新吧。最终完成课业放下笔后那一瞬的幸福和终于能上床睡觉的满足，恐norryrock怕是再高明的文字也无法叙述的。

但在美丽新世界中不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因为那里已经用科学技术消除了困倦和疲惫这些“落后”的事物。

连同疾病、衰老、挫折、磨难等等一起被抹杀的，还有作为人类独有的上进心、同情心，和各种丰沛的情感。喜怒哀乐只剩了一个喜。

或许你也同我有一样的疑问，这样难道不好吗，我们穷其一生追求的不就是幸福快乐吗？我想，对于书中那些出生在美丽新世界中的人来说，这一切当然是好的，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酸甜苦辣咸当中其它的滋味，更没有体验过什么叫作百感交集。从tokyo hot n0755他们在瓶中的睡眠教育开始，就被灌输了这一切都是最好、最美的理念。

这种美好和幸福是被定义、被赋予的，而非通过个体的经验去创造的，人们没有甄别和判断的机会，只是扮演着一部写好了的剧本中的角色而已。

但对于已经经历了丰富人生体验的我们来说，每一种感情都不可缺少，即便是那些悲伤、懊悔也一样弥足珍贵。试问走出桃源岛的楚门，还愿意回到导演一手搭建起的那个温室吗？我想答案是无疑的。

美丽新世界并不美丽不仅在于它让多彩生活黯然失色的单调的完美，更是因为它扼杀了一切创造力和可能性。

尼尔·波兹曼在《娱乐至死》中曾经这么写道：

看完上面这段话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同样是描绘恶托帮（即乌托邦的反面），奥威尔把它写成了经济条件极低、战乱不断的恶劣环境，而赫胥黎却创建了一个稳定有序且物质条件极富有的“文明”社会。

这是二者之间的异，但殊途同归，他们批判的丑恶是别无二致的，那就是极权统治。

在《1984》中，党对人们的控制靠“思想警察”、靠“电幕”的监视，《美丽新世界》则采取了更“高明”且一劳永逸的手段——培育婴儿和“睡眠教育”。前者或还有一些“异端思想分子”存在的可能，后者则不留余地的把这可能扼杀在了胚胎培育瓶里。

“要唤醒奴隶的觉醒，必然会触犯奴隶主，连不觉醒的奴隶本人，也会痛恨别人搅乱了他做稳了奴隶的安宁。”美丽新世界的居民便是这享受着安稳的奴役的奴隶。

大的基调奠定好之后，两个作者都不约而同地塑造了一个“反叛者”来推动故事的发展。在《1984》中是温斯顿，在《美丽新世界》中是来自“未开化”的保留区的野人。

这二者怀着不同于他们所处社会的主流认知的思想，犹如一块投入河中的石子，打破了原本平静无波的水面。这一打破，便招致压迫和围剿。温斯顿被逮捕折磨终至屈服；野人则是被围观讥笑，终至放弃生念。

总而言之，当社会上出现异己声音，极权社会的统治者们所作的先是纠正，再便是直接扼杀。在极权社会里，没有多样，只有异端；在极权社会里，永远只有一种正确。

“除非你有一种古老的回忆，记得以前事情不是这样的，要不你为什么会感觉这不能忍受呢？”——《1984》

上一段论述了极权社会的“真理唯一性”，而统治者保持其主张始终正确的手段，则是篡改或直接抹杀历史。

《1984》中党的宣言是“谁能控制现在，就能控制过去”。他们也确是照这方针去执行的——专门有真理部负责不停地按新发生的事件和新的数据去“更正”已发表的报纸、档案上的记载；不停地捏造虚假的历史。

而《美丽新世界》则直接把新纪元之前一切历史都打上了“未开化”的印记，全盘否定。在被他们抹杀的所有内容中，文学作品更是首当其冲。

当野人问主宰者为什么莎士比亚的作品会成为禁书时，主宰者回答因为它是旧的东西。野人又质问道即使它们非常美妙，而新的东西是那么愚蠢可怕。得到的答案是：为了统治的稳定他们甘愿放弃那些所谓高雅艺术。

“谁能控制现在，就能控制过去”同中国那句古话“胜者为王败者为寇”一样，都是认为历史可以由胜利方、当权者去任意书写刘洋牧师、随便涂抹的。

这种论调在我看来是大错特错了。已然发生的事情，无论纸笔如何记载，都不会改变它的实质，更无法消除它产生的影响。

孤身赴秦视死如归的荆轲；走投无路乌江自刎的项羽；要帮刘备匡扶汉室以平天下的诸葛亮，这些人以其未竟之业而论，都失败了，但在历史长河中，却久久为人民所铭记。

陶渊明作诗明缅怀荆轲：“惜哉剑术疏，奇功遂不成。其人虽已没，千载有余情”；李清照赞咏项羽为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”；司马懿自嘲“吾便料生，不便料死故也。”来感叹诸葛亮是天下奇才。

所以历史不会为任何人所控制，英雄事迹总是被口口相传，流芳千古的；而逆时代潮流者，也必得口诛笔伐，遗臭万年之下场素麻衣品。

故而唯有尊重历史，尊重事实的民族，才能有长远的发展与进步。

安东尼·伯吉斯曾说：“多一个人看奥威尔,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”。从去年看完《1984》开始，“究竟什么才是自由”这个问题就一直在我脑中挥洒不去。

小时候觉得逃脱父母的管束就是自由；大一些时认为能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是自由。

上大学后看到一句话：“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是不想做什么就能不做什么”，当时觉得醍醐灌顶，奉为圭臬。想象着有一天靠自己的能力拥有对一切不喜欢的人和事大胆say no的自由，便觉得拼搏有了动力。

但时间久了，这句话又如其他一换再换的座右铭一样，成了一句空洞的心灵鸡汤。生活不是爽文，或许你可以辞去不喜欢的工作、推掉无意义的应酬，但生活依然有无数个你推不掉的琐事和卸不下的责任。

很多人信仰“自律即自由”，抛开它被商家宣传利用的夸大性，这句话的确蛮有道理。改掉拖延症可以获得更多有效时间；坚持运动可以拥有健康体魄和良好身材…

但自律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获得自由呢，那些极自律的时间管理大师们便不被何为自由的问题所困扰吗？自律即自由好像还不是我要找的满意答案。

由读《1984》引发的问题在今天读完《美丽新世界》后以另外一种角度思考得到了新的体悟。美丽新世界中的人看似自由、没有拘束、可以无限放纵，实则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力，也没有思考的自由。

如此想来，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对自由的追求和追逐时尚有些相似，我们以为自己在标新立异，其实不过是被又一波新的浪潮裹挟了脚步。是外界声音不断的告诉我们要紧跟潮流、要捍卫自由、要…

正如马克思的自由观所阐述的那样，脱离具体实践谈自由只会陷入抽象主义。自由不是片面单一的概念，在不同情形下它有不同的定义。

所以比起空想“自由是什么”，我们应该更多的把时间放在“实践自由”上。譬如在经济层面上，先做到自强自立，而后谈自由；在感情生活上，保持自尊自爱、不依赖他人，而后谈自由；在精神世界中，坚持己见不人云亦云，而后谈自由。

做到上述种种之后，还要明白一个道理：借用白岩松对幸福的解读，我认为自由也是相同：正如世界上没有“百分百”的黄金，自由可以无限接近，但无法彻底到达。

“乌托邦似乎要比我们原先所相信的更加容易实现。现在我们意识到自己正面临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：我们如何去阻止乌托邦实现……乌托邦是可能的，生活正朝乌托邦奔去。或许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，在这个时代里，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在想方设法逃避乌托邦，希望回归到不那么“完美”，但更加“自由”的非乌托邦社会。”——尼古拉·别尔嘉耶夫

每个时代都有其伟大与局限，国家、社会、团体和个人，没有什么是完全理想的。

但我们需要的从来就不是完美，而是创造力，是拥有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无限可能和自由。

图片源自：

1. 纪录片《打扰伯格曼》

2. b站视频《消费主义是如何对年轻人进行欺骗和洗脑的》（up主：智能路障）

3. 电影《楚门的世界》

4. 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

资料引用：

1. 《娱乐至死》

2. 《独立与依附性：从性格差异看鲁迅与周作人不同的人生选择》（田建民）